专访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李楯

       《国际先驱导报》：有些熟悉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国内专家估计，到2010年感染者数量有可能达到1000万，甚至有些人说如果不能有效控制，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完全丧失。那么您对现状如何评估？

　　 李楯：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有点过头的。从医学上说，艾滋病并不比呼吸系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病等疾病给中国人的健康和预期寿命造成的影响更大。实际上，艾滋病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它更多地是一种标识。一国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处理的好与坏，关系着其国际信用、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关系着本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内部事务的处理。艾滋病问题的深远影响，比在医学视野下病毒给人类造成的灾害影响要大得多。正是由于它处在社会结构的深层，所以对贫困和社会不公正，对恶化了的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关系具有进一步的破坏力，而且能不断地复制恶果。

　　 艾滋病在中国显现了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在贫富差异的群体和地域中，它的传播途径、流行和治疗状况也就有着明显差异。相当数量的人处于贫困和被边缘化的状态，缺少和主流系统的沟通，缺少从主流社会获得防范疾病的信息，不享有医疗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在社会事务中，包括艾滋病防治，他们处于被动，难以作为主体主动参与。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艾滋病的传播就很难遏制。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注意到一个数字：全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89067例，此外还有一个估计数字是84万。这两个数字的巨大差距，是否会影响国家决策？

　　 李楯：这个数字从来就没有说清楚过，这也是艾滋病问题复杂的原因之一。报告数字是一例一例数出来的，估计数字84万是用数学模型推出来的，这一点连一些官员，一些决策者也不清楚。当然，一些数学模型在做量化研究的时候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如果把这个做过了，就成了数字游戏了。另外，取样和哨点（检测站）分布是不是能够全面地反映全国的情况，这里面有些问题是值得考虑和值得推敲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决策长时间处于情况不清的状态，那是非常糟糕的。

　　 数字问题，确实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面对着一个到今天说不清楚的艾滋病流行势态。实际上，不只中国，其他国家的数字也搞不清。但问题不在数字，而在数字不清的背后。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决策。但如果为了搞清情况我们都去做强制性的检测，我个人是不赞同的。

　　 《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国家对于防治艾滋病的财政拨款达到8.1亿元，而很多贫困的艾滋病患者还是不能得到免费治疗和药品供应，中间的障碍在哪里？

　　 李楯：国家承诺出钱给他们治病，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是政府对人民负责任的体现。在中国，没有一个病像艾滋病那样投入了这么多钱，当然是有必要的。但这个钱怎么花，有限资源应该怎么分配？且不谈有限的资源是用在医疗防疫保健方面，还是用在社会改革方面这样复杂的问题。单说一些简单的问题：这些钱能否用在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身上？每一笔投入能否最大地发挥效益？能否使我们的医疗设施、医疗保健能力有更大提高？能否在今后应付艾滋病和其他疾病中对人民健康有更多贡献？

　　 很多情况下，大笔善款都被不负责任地浪费在一些不必要的、低水平的重复上。比如，一些艾滋病研究项目，在展开之前并不认真调研过去的资料，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后才发现前人早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为什么不能做到强强联合，或是强弱联合，而一定要“弱者”来干？也许只有一个理由，本位思想：“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们应该从艾滋病的防治入手，把钱用在卫生基础设施的改进上。具体来说，我认为资金应更多地投到卫生部门，但不能任由卫生部门去投放，要有审计或者其他的制约方式。根本上，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制约这些资金的运转。

　　 我们还要警惕，一种新的利益集团正在形成：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吃艾滋饭”的人。对于世界性的扶贫工作，有人提出批评意见，说形成一个“扶贫产业”，贫没有扶好，却白白养活了一大批人。我希望不要让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形成一个“产业”，养成一批人靠艾滋病白吃饭。吃是可以的，但如果吃了，一点贡献都没有，那就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