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艾滋病疫情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防治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对此，中国必须以国家意志代民间行为成为艾滋最大“抗体”，各级政府都应加大对策力度。

　　“政府令”破解敏感问题

　　 国际国内经验证明：政府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乌干达经验”常被提及。乌干达曾是非洲艾滋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后来该国政府以国家意志推行“贞洁、忠贞、安全套”运动，15至19岁少女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下降到10%；成年人感染率到2001年下降至5%，全国艾滋病总感染率从21％降低到6％。“乌干达经验”就是所谓ABC模式：A（Abstinence）代表禁欲；B（Be faithful）代表忠贞，C（Condom），代表避孕套。这一模式的背后是政府大力支持，使性渠道流行的艾滋病疫情显著下降。

　　 在中国，云南省政府于2004年初宣布实施“六项艾滋病防治工程”，要在5至10年内彻底遏制艾滋病流行和蔓延势头。六项工程包括：净化社会环境防治艾滋病工程；全民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工程；推广使用安全套防治艾滋病工程；清洁针具交换和美沙酮替代治疗降低毒品危害工程；艾滋病关爱中心建设工程；艾滋病预防监测和科技攻关工程。

　　 以政府令的方式，云南省一下就突破了艾滋病防治工作长期面临的三大敏感问题：安全套社会市场化问题、针具交换问题、美沙酮替代治疗问题。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云南的做法有力推动了该省艾滋病防治，并没有带来有些人担忧的社会治安和社会道德问题。

　　干部们的认识误区

　　 在政府防治艾滋病工作中，还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知晓率问题。卫生部于2004年11月公布，中国居民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仍存在认识误区。对于“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不会传播的正确认识率分别为69.9%和33.0%。对于“与艾滋病感染者共用办公用品，共同办公”“与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餐具，共同进餐”“与艾滋病感染者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与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马桶、浴室、游泳池等公共设施”等日常接触行为不会传播艾滋病的正确认识率分别仅为57.1%、50.2%、48.8%和29.8%。政府需要在扩大知晓率上狠下功夫。

　　 二是检测问题。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估为84万，而全国累计报告的感染者只有8.9万人。这也就是说，将近90％的感染者还没有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三是官员问题。中央党校最近对600名地厅级干部的艾滋病政策培训班调查显示，在接受培训前，有4.1%的干部认为使用公共卫生设施会传染艾滋病，40.3%的人认为蚊虫叮咬会传染。还有19.3%的人以为“已经发明了艾滋病疫苗”。

　　 干部们艾滋病基本常识的误区超出主办者的想像：从他们的年龄、文化水平看，他们本应是接受社会信息最活跃的人群。严重的是，有些地方干部在本地区出现严重艾滋病疫情后居然不了解具体的严重程度，而且采取“捂问题”的态度。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今年年底赴河北某地看望艾滋病人，当地卫生局局长在汇报会上竟说不清自己所辖区域的艾滋病疫情。然而当地一位领导竟然提出卫生部拨款时“多划几个零”的要求，同时要求记者不要提这个地方的名字，只写高强副部长到基层检查工作即可。这种一不知情、二要多拨款、三要“捂问题”的做法不是特例。

　　“多部门合作”必须实现

　　 四是治疗问题。2003年3月，卫生部与11个省的卫生厅长签订《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全国124个示范区要在3年内逐步建成。但到2004年12月1日《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公布时，全国也只有1万多名病人接受了免费抗病毒治疗。原因在于，全国都缺乏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艾滋病医生。一种权威说法是，这种医生在中国不到百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昆明。保守估计，全国进入发病期的感染者至少有8万人。

　　五是歧视问题。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受到的社会性歧视，除了恐惧之外，还包含着敌意、厌恶、鄙视的成分。社会歧视可能将感染者逼入地下，妨碍防治工作。所以，反对歧视与防治艾滋的关系就是“保护他们”和“保护我们”的辩证关系。

　　 解决上述问题的综合途径之一，是政府多部门合作。中国艾滋病防治还处于以卫生部门为中心，并极为欠缺多部门合作的状态。如果2003年防治非典的工作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提示的话，那就是多部门积极参与。要达到这一目的，起码需要三个方面的突破：最高决策部门需要明确地、具体地将多部门合作从目前停留在文件中的主张变为具体行动细则；卫生部门要在资源利用、技术执导、人力调配方面推动多部门合作；其他部门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如计生、公安、教育、宣传、民族事务、扶贫、民政、科技、组织和人事部门，需要各自制定参与防治的战略规划并付诸行动。

　　 未来一年，如果政府部门合作力度得以强化，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将有新突破。